开启与引领锡良与清末河南新政(3)

河南大学堂总教习的人选至为关键，影响着未来教学的方向、内容、水平等。经精心考度，锡良最终选择了思想略旧的经古学家孙葆田。锡良选择孙葆田而不是外教担任河南学堂的总教习，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出生于1853年的锡良，处在新旧杂陈、新陈代谢渐续转型的时代，他自身有时代局限性，深受不彻底的中庸式“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与“江楚会奏”为改革总纲的新政的教育改革理念近似，他的教改理念是充满矛盾的［9］：一面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一面又对旧学存有深厚的情感。

第二，每日呼吸着河南保守气霭的锡良，深知河南恐怕无法像1901年山东学堂聘请洋教那样。尽管孔庙位于山东，孔学达于鲁地，但是山东毕竟得临海地利，在深受德国、日本等列强及传教士们欺辱的同时，也较早较深地被欧风美雨熏染，风气稍开，强硬而开明的袁世凯聘请美国人赫士作为总教习。豫地与鲁境毕竟不同，锡良思量许久，权衡后选择了喜藏旧书、力捍古道的古学家孙葆田。这也符合锡良卫儒续道的心思：他“慇慇”相言，让孙先生多加主持正学［10］，在课程和教材中加添了旧学，他们默契地合作。新学依照朝廷旨意积极开办，旧学亦部分存留，“以恤寒儒”。以清正和仁爱知名的锡良，在办新学的同时，对旧学和儒士亦抱存温软关怀。河南不少旧书院受到宽容对待，改建的新学堂亦存持相当的旧学分量，新式教育发展缓慢，直到1905年风气稍开，陈夔龙聘请了外教，大学堂才真正具有现代的模样。孙葆田对河南古学传承与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从1900年至1906年，豫抚锡良、陈夔龙等人对旧学亦较为重视。锡良、陈夔龙与思想古旧的孙葆田合作默契，教育形式虽变，古学儒学仍然是重要内容，相当程度上迟滞和阻碍了清末河南新式教育的发展，“使得河南学风并无太大变化，仍是古学风气浓厚，西学难以推进”［11］。

（三）维护权利，发展工商

如果说锡良在吏治整顿方面像个“霹雳手”，他在教育改革方面不彻底、不干脆，尤其在对旧学的态度方面是个“保守派”，那么他在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涉上则像个“独力侠”。

甲午战后，河南资源和市场被帝国主义发现而觊觎，列强企图侵占中原博大的资源。1895年清廷亦随势鼓励地方开路、开山、开矿，发展工商，自强求富，以争利权，以维统治。在意大利牧师罗沙第的引领下，继立的英国福公司经诸番努力和波折，通过马建忠的引荐［12］，找到《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做了买办（代理）［13］，援用由吴式钊和程恩培牵头新立的豫丰公司做“傀儡”，以为合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河南占住了脚跟，在“怀庆左右、黄河以北”的豫西北修路、开矿。局势危机，利权被外人蚕食，河南绅民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斗争抵制。豫当局财政窘迫，改革举步维艰，豫抚锡良不得不即刻应对，有所行动。未几，吴式钊和程恩培被斥“非法”，豫丰被勒禁，福公司遇到小麻烦，乃大贿贪庸的庆王奕劻；后来庆王使力，清廷旋复令锡良依照原约，择员妥办。福公司一次又一次请求豫当局下发开矿平单，不断施压。压力袭来，一时难寻熟稔矿物的人才，锡良请求朝廷选派。前豫抚松寿及路矿大臣张翼遂共荐了“才长心细，通达时务”的大员——候补道韩国钧担任豫丰公司总办，与福公司交涉。韩国钧拒绝这一建议，并非他惜名节而不愿为国家分忧解难、为地方争权争利，而是豫丰公司借了福公司千万两银子，与之狼狈为奸，实为假托的商办公司，其董事亦是选举而任的，于今既是官拜大员，便无法与福公司苟且而遭利用，应当另以官方身份调处。锡良深以为然，欣然接受韩国钧的提议，转奏清廷而另设河北矿务局，以韩国钧为总办（不久兼交涉局会办），料理矿务。在锡良的支持下，韩国钧以矿务管理者的官家身份，专与福公司交涉，得以从坑中跳脱而超然得势。自办交涉以来，韩国钧有理有力，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为国争主权，为民争利益。修建道清铁路时，英国欲低价购地，柯锐贿于韩国钧，韩国钧力驳斥，争地价；英告状言韩国钧阻挠其事，锡良言韩国钧正为“泯衅端”，地终以高价售之。原中英合同约定，英采矿权只在怀庆左右，后英国得寸进尺，欲顺势索括河北三府；然“怀庆”二字被韩国钧紧紧咬定，相与英国抗衡。英国复以“专办”二字言矿权为其独有，他国不得染指，韩国钧答以“专办”非曰独得专权，而是不得牵涉他业。英国无言以对，语塞乃罢［14］46，106。“练达勤明”的韩国钧不怕威胁，不受利诱，遏制了英国的扩张企图，路矿沿线及周围农民利益得到部分维护。

文章来源：《河南建材》 网址: http://www.hnjczz.cn/qikandaodu/2021/0525/14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