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与引领锡良与清末河南新政(2)

带着愤懑与无奈，锡良把怒火转为实际政务的治理，对河务管理相当负责。他没有应付于一时一段，治河理念是全局的、持续的、科学长远的治河之法，可省的绝不靡费，必工的毫无吝惜［6］136。锡良本着这样的原则和方式，使黄河在霜降、凌汛时都安然无事。随着工作的深入，锡良发觉河务早已今非昔比。漕运早衰，海运已兴；南方愈加繁盛，东北早得开发拓建，米粮已无忧，河务早已不是关要所在。河督之地位和职用大大降低，自己任职于此似是“大材小用”，徒然蹉跎光阴。靠黄河吃饭的民众千千万万，眼下人浮于事，河务花销甚大，实是一笔惊人开支，负担颇深，若“漕米改折，运河从此无事”，既可节省庞大的开支，又可使河督得以解放。四十年前，先后有僧格林沁、张之万、乔松年等人奏请裁撤河督，清廷以河务紧要而否决尚还合理。然而情势今至如斯，此时不裁，更待何时。锡良的眼光是敏锐而有远见的，他奏请裁撤河东河道总督，仿鲁前例，改归豫抚兼办［6］131。锡良的奏请得允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年底，锡良接替清廉无为的豫抚松寿，署理河南巡抚搬迁兼办河务。河东河督于二十八年春正月被正式裁撤［7］。

三、锡良与清末河南新政改革

庚子十二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充满戊戌维新影子的新政改革的上谕，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大幕。《辛丑条约》签订后，八月秋，慈禧由秦回銮，腊月（1902年1月），锡良被授河南巡抚。

来豫不久，锡良发现河南问题繁多而且深重：吏治昏天暗地，污浊不堪；官场多是腐朽无能之辈，少有循吏干才；财政空虚，利权受侵；教育滞后，风气晦暗，远远不够开放；百姓生活贫困，社会毫不安定，如此种种，一言难尽。

（一）整顿吏治

清廷裁撤河督后，锡良对河务亦有所整顿，而且一直保持关注。就任豫抚后，锡良很快把主要精力转到内务上。豫省政治颓废，“吏治久隳”［3］，大小官员庸劣糊涂，“因循敷衍”成气，“巧滑钻营”成风，深入骨髓；若不尽早革除遍地“庸烂”，势必难见良才［6］191。具体而言，仅是目下候补者，竟有数百；至于杂役，更是上千；其中奔忙贿赂者、钻营投机者，更是难以尽数。蝇营狗苟者败坏地方，弄得官场乌烟瘴气；即使“洁己奉公”，恪职尽守者，势必受染［6］215。经一番考察后，锡良既没有苟且宽纵，也没有退缩疑惧，他以迅雷之势连续上奏，对“粗俗平庸、卑污狡诈”的贪官庸官、劣官昏官大加弹劾，毫不留情，“劾去道府以次数十人”［3］，为豫省内外所震惊。

锡良在弹劾大量贪官庸劣的同时，还奏请立停豫省候补名额配发，三年内不得放补，以遏滥员。对候补者和可资造就者，锡良设课吏官，酌加选练，奖励了八名“循声卓著”的官员；他还提拔了处置泌阳等教案有突出功劳的人员。锡良并未满足于此，他力荐了赵尔丰、周丙炎等一干难得的人才。

锡良的吏治风暴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应是对庚子年冬的改革令的热切响应而毅然力行。锡良努力去革除两宫反思搬迁痛斥的中国“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8］的深重痼疾，这也是在河南进行政治革新的先锋试验。锡良的吏治整革，使河南一直浑噩窳败的吏治大有改善，一时呈现“政纪肃然”的局面。锡良的吏治整顿过分激进，树敌甚多，政治污浊的空气得到部分廓清、净化的同时，对锡良的不满与怨恨也迅速弥漫在原本保守思想浓厚的中原大地上。

（二）革新文教

吏治整顿之外，教育的改革与进步是至为根本长远的谋划和大业。锡良的忧患意识更为强烈：列强环伺，危机四伏，“内政尤为外交之本”，内政得治之本源乃在吏治，吏治的清肃不在一时的整顿，而在兴学之“得人”。锡良深以为教育“为现今迫要之图”，可铸国基，“通民智”“厚民生”。锡良每到一地任职，除了严厉整顿吏治，注意清肃外，必兴学兴教，极力讲求育才之业。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1901年秋，清廷颁布了《兴学令》，令各省、府、州将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小等学堂。锡良踊跃响应，大力改造、建设，“兴学敷教”。锡良对教育的整体完善发展以及基础与普通教育等相当重视，于大、中、小学堂、豢养学堂着紧办理，其中较重要的成就是创立了河南大学堂，这是今河南农业大学前身，不啻为河南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1902年3月，锡良奏请开办河南大学堂；半月后得朝廷俞允，命“务求实效”。在豫抚锡良和学政林开谟的大力关照与主持下，河南大学堂以宽阔的汴城游击署衙为基地而创建，延聘品学俱佳之人担任教习，于是年7月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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